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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耳病时代及猪病防控思路
——兼议猪蓝耳病的时代特征
张建新 邵勇超 葛位西
一、目前猪蓝耳病的临床特征
PRRVS为不分节段的正链NRA病毒，基因组大约为15kb，含有8个开放式阅读框(ORFs)，病毒基因组的每个读码框都和相邻的读码框有部分重叠，其中ORFI包括ORFIa和ORFib，位于基因组的5’端，其上游是189个核苷酸的5’端非编码区，【1】这种结构特征奠定了可能飘移、镶嵌、重组的基础。这种病毒结构自身的基本特征，在中国特定的养猪环境中经过20多年的酝酿，在近几年得到了充分表现，变异几乎成为蓝耳病病毒的代名词。
目前，中国猪群的蓝耳病主要特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病毒自身结构变异严重 不同地区、不同年度流行的病毒结构不完全相同，甚至在一个猪群内、一个个体内都存在变异株、非变异株两种病毒，病原监测“双阳性”病例频频出现。
（二）临床表现不尽相同 经典的耳部、会阴部、臀部等处的“一过性”青灰色（也称暗灰色、汉砖青色、汉瓦青色）病变较为少见，代之以出现的是对应部位的紫红色（也称暗红色）病变，鲜红色（2009年以后）病变；仔猪出生后7日内大批死亡病例下降，断奶前后和保育期发病率、病死率（以下简称“双率”）上升。母猪产死胎、弱胎、大小不一的木乃伊是变异前后的共同症状。
（三）多数以混合感染形式表现 临床病例多为五重以上感染病例，最多见的为猪瘟（简写HC）、蓝耳病（简写PRRS）、伪狂犬（简写PR）、圆环病毒（简写PCV2）四种病毒病（简写H+3P）同传染性胸膜肺炎（简写APP）的五重感染（简写H+3P+App），或四种病毒病同猪副嗜血杆菌（HPS）的混合感染（简写H+3P+HPS）,其次是口蹄疫、猪瘟、蓝耳病、圆环病毒四种病毒病和附红细胞体（简写SE）的五重感染（简写WHPP +SE），再次是口蹄疫、猪瘟、蓝耳病、圆环病毒四种病毒病和弓形体（简写Tg）的五重感染（简写WHPP+Tg），在环境条件较差的专业户猪场，其他病原微生物如肺炎型、溶血性链球菌，支原体，巴氏杆菌，沙门氏菌，增生型结肠炎，以及寄生虫感染也经常发生，从而形成六重、七重，甚至八重、九重感染。
（四）临床危害正在不断变化 基础条件较好、管理水平较高的猪场，即使蓝耳病带毒，猪群依然能够健康成长；基础条件按较差、管理水平较低猪的专业户群发病几率明显上升，其突出特征是季节性明显。舍内密度大（≤1m2/头）、舍间距小于20m、舍顶选材简陋（多为单层石棉瓦）、平顶猪舍或舍顶起架高度不够（≤3.5m）、场内布局不合理猪场，多数在夏季（尤其是入伏以后）的高温高湿条件下暴发疫情（俗称“高热综合征”、“高热综合症”
或“高热病”，“无名高热”等）；同样，这些猪场，冬春寒冷季节，由于保温条件差，需要通过封闭猪舍保温，舍内空气质量极差，不仅氨气、硫化氢超标，空气中的病原微生物同样超标，动辄在猪场内或局部地区形成以混合感染、“双率”畸高为主要特征的疫情（俗称“衰竭综合症”）。
（五）病毒的毒力增强 2009年夏季以后出现的新的变异株，毒力更强，不仅可以导致心脏的升主动脉、肺静脉和大动脉管壁的点状、心室的蹭伤型出血【2】，而且可以导致远端组织器官的微动脉破裂出血，临床多表现为内出血。常见的依次为体表无明显变化，仅见会阴部青灰色的附睾、阴茎的后半段或中段出血性淤血，耳尖或全耳鲜红、暗红的出血性淤血，关节积液严重、关节上部皮肤呈轻微的青灰色的股二头肌、肱二头肌出血性淤血，后腹部出现青灰色的腹直肌出血性淤血，尾巴末梢或全部暗红色的出血淤血，剖检时可见所述部位的明显内出血。前述内出血病例的心脏多呈代偿性肥大，部分病例的心室有点状或片状蹭伤型出血，少部分病例表现为心脏的升主动脉、肺静脉、肺动脉，以及大动脉的胸腔段、腹腔段点状出血。当然，肺脏的病变也非常典型，肺泡积液、间质明显增宽呈网格状是最基本的共性病变。肺脏的出血性病变程度表现出一些差异，依次表现为肺左、右大叶的局部出血性淤血，大叶的下部出血性淤血，整个肺脏的血性淤血。其突出特征是淤血区域边缘不整齐、同正常肺脏的交界部位多为鲜红色出血（表明出血的渐进性），核心区域常呈现程度不同的蓝紫色变化。这种出血同猪副嗜血杆菌（以下简写为HPS）导致的出血的区别在于，HPS的病变为边界整齐、清楚、均匀一致的淤血；同巴氏杆菌（以下简写为Pa）导致的出血的区别在于，Pa的出血不论是点状，或是片状，均称鲜红色，即出以急性出血为主，缺少渐进性出血、逐渐形成淤血的过程。心脏的代偿性肥大（2006年以前的共性病变），心室点状或片状出血、大动脉的出血（2006-2009年夏季），附睾、阴茎、腹直肌、股和肱部肌肉的出血性淤血（2009年夏季以后），以及肺叶的间质增宽、肺叶的局部出血性淤血、整个肺脏的出血性淤血，昭示着病毒的侵袭能力的逐步增强，危害逐渐加大。
二、蓝耳病时代已经到来
第一台蒸汽机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工业时代的到来，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标志着现代信息时代的开始。那么能否说第一例猪蓝耳病的出现就标志着猪蓝耳病时代的到来？显然不能。因为，蒸汽机的诞生伴随着交通运输行业的大踏步前进，从而导致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进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所以，第一台蒸汽机的诞生是一个标志。第一台计算机诞生的时候，虽然运算速度还没有算盘快，体积也很大，许多人还不以为意，如上世纪70年代还有人用算盘同计算机进行计算速度比赛。但是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开发，计算机的体积迅速缩小，运算速度快速提升，计算机技术很快扩展到通讯、管理行业，进而以智能产品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是现代信息时代开始的标志，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才是现代信息时代的标志。同样，第一个猪蓝耳病病例的出现不能是猪病时代的标志。那么，猪蓝耳病的出现会不会导致养猪方式的转变？什么时候、什么事件才能算作猪蓝耳病时代到来的标志？要说清楚着个问题，还得从猪蓝耳病的危害和特征说起。
（一）蓝耳病是当前中国存栏母猪面临的最严重威胁的疫病 中国猪群猪蓝耳病病毒属美洲株，也称传统的蓝耳病，其危害首先表现在对猪繁殖性能的破坏，妊娠母猪在怀孕的中后期流产，产死胎、弱胎、木乃伊，新生仔猪出生后7日内的大批死亡（死亡率30-100%）。在美国有“流产风暴”之说，疫病所到之处，母猪频频流产，繁殖成绩急剧下降。在中国，这一部悲剧演绎的同样惨烈。笔者曾经统计分析过生猪主产区河南省2001-2004年四年的繁殖成绩，每头存栏母猪的繁殖率只有9.11头，仅为每头存栏母猪每年繁殖20头商品猪指标的56.28%，下降了43.72%。部分母猪专业户和少数规模猪场的母猪群甚至一个冬春过后，繁殖的仔猪还没有母猪多。笔者曾经提出，现代科技和工业发展带来的养猪业技术进步已经被疫病危害吞食【3】。显然，以破坏母猪防治性能为主要特长的蓝耳病起主要作用。
（二）变异后的蓝耳病病毒在中国特定养猪环境中危害各龄各类猪群 该病的临床最大特征是病毒打开了猪的呼吸道门户，为放线菌、副放线菌、支原体、链球菌、巴氏杆菌等致病菌侵袭猪呼吸器官、尤其是肺脏创造了条件。部分病猪由于传染性胸膜肺炎、猪副嗜血杆菌、喘气病、链球菌病的持续感染，出现喘气、口吐白沫、关节积液，最终因肺泡的大部分破裂（肺叶严重淤血，左右大叶的下部出现程度不同的蓝紫色）、实变（喘气病）而死亡。在中国，由于临床疫病的复杂，多数病猪为蓝耳病、伪狂犬、圆环病毒、口蹄疫、流感等病毒的不同组合的混合感染个体，发病后仅仅依靠抗生素治疗效果很差，或基本无效，多在病程的中后期继发猪瘟、猪肺疫而大批死亡，这也是2006年以来猪群连续数年疫情不断，保育猪、育肥猪大批死亡的根本原因。其次，保育猪和育肥猪肺部的感染，不论是放线菌、副放线菌，还是支原体、链球菌、巴氏杆菌，在猪体还有抵抗能力的情况下，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般在5-7日后开始死亡，2周后渐趋稳定。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肺脏气体交换能力的下降，心脏的压力越来越大，代偿性的心动过速使得心脏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心动过速，血液氧分压降低，直至超越其极限而致死亡。临床常见的表现是心室肥大，血液颜色深暗、粘稠。其三，如果病例有圆环病毒、口蹄疫感染的经历，或在发病后感染了圆环病毒、口蹄疫，心、肺功能同时下降，病程缩短，病情急剧恶化，不仅肺部出现明显的病变，而且受病毒攻击的心脏在代偿性肥大的同时，出现心包膜增厚、心包液增多、心室肿胀或片状蹭伤型出血、心耳渗出性出血等特异病变，发病后3日即可出现大批量死亡的现象，即使是50kg以上的育肥猪、100kg以上的后备猪，以及200kg以上、抗病力极强的老母猪、种公猪都不能幸免。
（三）蓝耳病在中国猪群广泛存在 病毒结构不稳定、能够不断变异是蓝耳病病毒自身结构的最显著特征。研究表明，蓝耳病病毒有多个开放窗，能够不断发生飘移和重组，形成新的毒株。甘孟候、杨汉春等认为蓝耳病病毒能够通过空气传播【4】，也有学者认为蓝耳病是一种高度接触传播的传染病【5】，客观现实是最迟2006年6月蓝耳病已经在我国东部18省的许多猪场存在，当年夏季的所谓“高热病”风暴之后，相当多的被检猪群检测结果是蓝耳病抗体或病原阳性（发病或未发病猪群）。
（四）大量变异株的出现对疫苗免疫的思路提出了挑战 出于快速发展的热情和冲动，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的规模养猪，但我们的投入能力、土地使用、管理水平等基本条件有限，许多方面被迫结合本场实际加以改造，这种改造有的做到了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能够基本满足猪群在集中饲养条件下的环境需求，有的则是简单凑合，超越了集中饲养猪群对环境要求的底线，失去了规模饲养猪场设计的基本功能，使得猪的生存环境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境地，加上多种饲养方式并存、猪场密度过大、病死猪处置不当、假冒伪劣的饲料和兽药等特殊的背景条件，为蓝耳病病毒变异特性的发挥提供了足够的方便，使得美洲株蓝耳病病毒在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变异株。截止2010年底，国内公开及未公开报道的变异株：河南省16株【6】，浙江省8株【7】，山东省1株【8】，吉林省1株【9】、扬州大学叶俊平、盛喻等2005/2006年先后从江苏地区的病例老中分离到3株、6株【10】，2007年江苏省农科院邵国青等有分离到4株【11】，尽管分布于不同地区的毒株有可能相同，但已充分说明中国猪群的蓝耳病病毒发生了极为强烈的变异。2010年底前，我国已经向世界基因银行申报的蓝耳病病毒株达23株【12】，加上生产中使用的普通美洲株、jx-1株、SD1株、HN1株、自然弱毒株5株，我国猪群目前存在的蓝耳病毒株已近30株，说明了病毒变异的复杂性和普遍性、严重性。病毒变异严重，株群结构复杂，有限的疫苗株已经难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有效的保护，未来我国蓝耳病的防控将进入长期、艰难、复杂时期，单独依靠疫苗免疫保护猪群不受侵袭的防控思路面临严重挑战，
（五）中国养猪业已经进入蓝耳病时代 如果说第一例蓝耳病病例的出现不能算作蓝耳病时代的开始，蓝耳病在中国大面积发生也没有引起饲养方式的转变，还可以不算做标志事件。但是，毒力增强的高致病性蓝耳病变异株的出现应该算作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因为高致病性蓝耳病变异株在临床已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一是毒力增强，病毒能够能够导致发病猪心室肌点状或大面积出血，心脏的升主动脉点状、弥漫性出血，主动脉出血，会阴部、腹直肌的肌肉组织，以及四肢关节相邻肌组织微动脉破裂出血。在导致肺部感染的同时，心脏的出血使得临床病例的脆弱性进一步提高，临床病例的病死率大幅度提升，该病对养猪业的危害已经上升到能够同猪瘟一争高下的地位。二是随着病毒毒力的增强，病例的临床表现已经从普通蓝耳病主要导致繁殖障碍和肺泡间质增宽转换成以急性死亡、大批死亡为主，不同日龄猪群均可感染、且幼龄猪“双率”畸高。三是临床特征的明显不同。普通蓝耳病病例体表病变主要表现为乳头顶部或基部颜色变红或发黑，会阴部或耳廓的“一过性”蓝紫色变化，眼睑发红或青紫色，其他部位无明显异常【13】。高致病性蓝耳病由于毒力的增强，对动脉血管、尤其是微动脉的破坏能力大幅提升，以及心脏受攻击后功能的异常（始亢进后下降），病猪耳部不表现“一过性”的蓝紫色，而是从耳尖开始，逐渐向耳廓的内部蔓延、直至全耳廓的红紫色，会阴部、腹下、臀部、肩部皮肤表面因病程的进展依次呈现鲜红、紫红（或称暗红、玫瑰红）、核心区淤血性紫红的躯体特征。前述三个方面的表现说明，中国猪群的蓝耳病虽然不是欧洲株蓝耳病，但其临床表现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美洲株蓝耳病。有学者分离的变异后新病毒其结构同美洲株2332相比较，基因同源性只有63.3%、52.5%【14】。显然，将这种基因结构差异悬殊的病毒，命名为蓝耳病变异株有点勉强，对该病的危害及其病原应当重新认识。
2006年猪“猪高热病”爆发后，主管部门迅速召集有关专家开展病毒分离、疫苗研制工作，并在半年的时间内生产出了高致病性蓝耳病疫苗，迅速供应基层使用，以企尽快控制疫情。事实表明，主管部门供应的JX1株灭活疫苗的临床效果并不理想，2009年起，开始向基层供应弱毒疫苗。尽管抗原的毒株做了调整，但是临床效果如何，仍然存在变数，相关结论仍然值得商榷。在此，我们暂不讨论使用弱毒活疫苗后的变异问题，只从弱毒活疫苗使用中的散毒方面分析。我国动物免疫技术规程的许多规定，存在同客观实际相脱离现象是不争的事实，快捷、简便、高速、低劳动强度等实际操作中必须考虑的因素，规程并未考虑。如规程规定的免疫操作中的消毒、进针方法、注射疫苗、退针等措施，在实际免疫操作中很难落实。否则，从上世纪80年代就杜绝的“打飞针”现象，不会依然存在。同样，猪瘟免疫中的“打飞针”现象在高致病性蓝耳病弱毒活疫苗的免疫中同样存在，同样具有普遍性。同样道理，猪瘟接种中“人为散毒”的悲剧，在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弱毒疫苗的接种中也同样存在。由于接种弱毒活疫苗过程中的“人为散毒”，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弱毒活疫苗普遍使用后，那些尚未感染的猪群将变为病原阳性猪群，蓝耳病带毒将同猪瘟一样普遍，我们将迎来一个高致病性蓝耳病在猪群广泛存在，猪群大面积带毒的时代。至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后蓝耳病时代。如果非要讲标志的话，2010年全国范围大面积接种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活疫苗（人工减毒的弱毒疫苗和自然弱毒疫苗）应当算作一个标志性事件。
三、蓝耳病防控的若干反思及建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蓝耳病在中国的肆虐不能简单归罪于某一部门，或某一环节。剖析事件的成因，反思防控思路，只是亡羊补牢。笔者认为，我国猪蓝耳病的防控成效之所以差强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期（2006年以前）麻痹大意（学术界“防”与“不防”争论不休，管理部门频频围剿免疫活动），后期（2006年以后）求胜心切（仓促生产新疫苗，在有争议的背景下大面积推广应用）。
由于生物安全意识淡薄，动物疫病管理体制落后，跟踪国际猪群疫病动态方面投入力量不足，加上快速发展的冲动，多口岸、多渠道到国外引种的体制，为猪蓝耳病病毒进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果在引进种猪后，能够进行重复检疫和认真细致地隔离观察，将带毒种猪销毁在观察区，同样能够堵塞漏洞。同样道理，如果基层规模猪场能够落实购买种猪的100%重复检疫，实实在在地落实猪群隔离观察制度，偶尔漏网进入我国的带毒种猪也很难在我国大面积扩散，更谈不上变异和毒力增强。所以说，前期普遍存在的麻痹大意，是导致该病毒在国内快速扩散的重要原因。
2006年夏季华东地区大面积流行的“猪高热病”是一记响锤，一声警钟！惊醒的人们快速反应，想很快消灭疫情。在极短的时间内研制出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灭活疫苗，运用3年后，又推出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弱毒活疫苗，期望应用后能够控制疫情。就2006年夏季疫情成因而言，全国各路专家学者发表了许多不同意见，笔者倾向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分析。试想，蓝耳病是从国外进入我国的，国外的历史比我们长，为什么国外没有报道如此广泛、强烈的变异？我国猪蓝耳病变异为何比美国、加拿大还厉害？欧洲株就不变异吗？许多疑问最终都指向我国特定的养猪环境和养猪方式。那么，解决问题也得多方面分析，多种手段同时上，单一的免疫手段即使有点作用，也是杯水车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众多的变异毒株，难道我们要同时生产30种蓝耳病疫苗？退一步讲，即使有了30种蓝耳病疫苗，养猪企业如何使用？难道要求所有猪群在免疫前都进行病原监测？否则，就违背了“特异性免疫”的免疫学基本原理，还怎能实现有效免疫？何况许多猪群存在混合感染，还要免疫1或2次猪瘟、伪狂犬、口蹄疫等疫苗。试想，按照如此思路，小猪从哺乳期开始就一直处于每周一次的免疫中，怎么摆脱免疫应激？何谈正常生长？
在此，笔者依据许多管理水平较高猪群“蓝耳病带毒仍然平稳”的实际，建议将免疫作为众多措施中的一种基本手段使用，将疫病防控工作的重心放在增强猪的非特异性免疫能力方面，重点放在“改进猪场设计、改善猪的生存环境、加强日常管理、努力创造猪生长发育的基本需求”方面，重点放在“不过度追求生产指标，努力满足猪的生存需求，培养猪的健康体质，提高和发挥猪自身抵御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侵袭能力”方面。并建议国家加大临床控制方面的研究力量和财力支持。
（一）增强猪的非特异性免疫力是后蓝耳病时代猪病防控的核心。围绕此核心目标，建议各规模饲养场和专业户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转变观念：不再片面追求高生产指标（包括生长速度、猪料比、瘦肉率、每胎产子数，初配日龄等），注重生猪福利，尽最大努力创造适合猪生物学特性的饲养条件（最容易做到的是将母猪定位栏改为单圈饲养，提供运动条件），或模拟自然状态养猪，扩大猪体质增强的空间。
2.完善和改进饲养模式：重点改造产房和保育舍，至少做到产房和保育舍的“全进全出”，变“常年不断流水作业”为“间断轮流作业”，使产房和保育舍能够实现有一定的空栏期、能够密闭熏蒸消毒。有条件的地方可推行“分阶段饲养”、“多点饲养”、“间断饲养”。
3.改进猪舍设计：围绕提高“通风换气能力”、“隔热能力”、“粪尿污水外排能力”“中断疫病传播能力”改进猪舍设计。
4.适当导入中国地方良种猪的基因，有条件场可通过加大选择差、提纯等手段提高繁殖母猪群体体质：建议终端商品猪中地方良种猪基因比例控制在6%左右；繁殖母猪至少选择4次（后备猪群配种前2次，第一、第二胎后各1次）；保证繁殖母猪群的所有个体均为“特、一级”母猪。
（二）培育良好体质是后蓝耳病时代猪群日常饲养管理的中心：健胃保肝应作为仔猪保健的第一要务。保健用药以开胃、保肝为主，强心、通肾为辅，可使用中成药方剂，也可使用中成药加维生素的中西兽药结合制剂，尽量不用庆大霉素、林可霉素、土霉素、氟苯尼考磺胺类等西药，强壮其肌体，以正压邪，达到“邪不干正”之目的。
（三）临床控制中坚持辩证施治：具体病例处置中依据感染的病种、病程，区别对待、针对性处置，尽量采用中西兽医、中西药相结合的方法。
1.受威胁猪群 对于尚未感染的受威胁猪群，如果处在山区，或者周围3km以内没有散养农户，也没有规模猪场，免疫中可以不使用蓝耳病疫苗。当遇到疫情流行时，预防性免疫使用普通美洲株蓝耳病灭活疫苗；或不接种疫苗，只在饲料中以治疗量（1次/日）添加“人参强心散”、“免疫抗毒散” “肝肾宝” 、“肝立舒”等中成药3-5天。
2.已经受到污染猪群 猪群没有临床病例，也没有接种过蓝耳病疫苗，但检测抗体时发现有抗体阳性个体时，应使用普通猪蓝耳病疫苗免疫。如能在饲料中投以“人参强心散”、“肝立舒”、“肝肾宝”等中成药3-5天，预后效果更好。
3.母猪群免疫 鉴于操作中的散毒危害更大、风险更高的实际，不论是预防性免疫，还是已经染疫猪群，在没有临床母猪病例的情况下，仍应坚持使用灭活疫苗。如果想使用猪蓝耳病弱毒活疫苗，可尝试使用近年来推出的蓝耳病自然弱毒株（R98株）疫苗。免疫前后在饲料中投以“人参强心散”、“肝肾宝”等中成药或西药“电解多维”3-5天，效果更好。
4.发病猪群 当猪群发生蓝耳病疫情时，处置中必须坚持辩证施治。免疫和支持性治疗“两种手段一起上”、“先免疫后治疗”或“先治疗后免疫”等策略不可机械照搬，应当结合发病猪群的年龄、性别、病程阶段等具体因素决定：
（1）体重较大病程较短尚有免疫力的：“两种手段一起上”。接种疫苗的当天可给以退热、补充维生素营养药物，第二天结合临床表现，给以控制肺部炎症的支持性治疗，一般收效明显。
（2）体重较大病程较短但是已无免疫力和体重较小病程较短已无生命力的：“先免疫后治疗”。接种疫苗第二天，对剩余的未死亡病猪结合临床表现给以强心、补充维生素营养、退热等辅助性治疗，第3-5日对有治疗价值猪给以控制肺部炎症、补充维生素营养等支持性治疗。
（3）体重较大病程较长尚有免疫力和体重较小病程较短生命力较强的：先行抗病毒、控制肺部炎症等针对性治疗，辅以退热、补充维生素营养、开胃等支持性治疗，3日后再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后可继续在日粮中给以增强免疫力、控制肺部炎症、补充维生素营养的中西药3-5日。
（4）体重较大病程较长已无免疫力的：参照体重较大病程较短已无免疫力的方法处置。
（5）：体重较小病程较长尚有生命力的：参照体重较大病程较长尚有免疫力的方法处置，但要控制用药量，并注意交替用药，避免因耐药贻误治疗。
（6）：体重较小病程较长已无生命力的：放弃治疗。或接种疫苗后只在饮水中添加维生素营养药物，2日后对未死亡病例实施支持性治疗。
四、蓝耳病疫苗及其使用
在猪蓝耳病的防控中，我国学术界表现出一种简单、天真的地盲从。之所以出现“防”与“不放”的南北两大学术之争，同盲从有关。经过实践检验，防疫对生产活动有明显的帮助作用，终于认可了“防”，却又要整齐划一地使用 “活疫苗”。如果说主张“不妨”是思想僵化保守的表现，不分地域特征、不看猪群差异的“整齐划一”地使用活疫苗，则只能用简单、天真的地盲从来解释。笔者的观点如下：、
（一）坚持处方化免疫：在具体的猪蓝耳病免疫活动中，各个地区、各个猪场和专业户应根据自己猪群的实际情况选择疫苗。普通株、变异株，灭活苗、弱毒苗、自然弱毒苗不应强求整齐划一。
（二）从安全角度考虑，妊娠中后期的妊娠母猪、月龄内仔猪的免疫，最好使用灭活疫苗（包括普通株和变异株）。因购买不到灭活疫苗而被迫使用弱毒苗时，一要降低剂量（妊娠母猪1头份，间隔3周接种两次，12-15日龄仔猪0.3头份、20日龄左右仔猪0.4头份即可），二要坚持在固定地点接种，严格操作，接种后按摩针孔并再次消毒皮肤、消毒接种地点的地面。
（三）免疫后抗体滴度不理想猪群，可通过间隔3周再次免疫，或在兽医指导下适当提高接种剂量的方法解决。
（四）由于混合感染较为普遍，发病猪群紧急接种时，最好根据染疫病种的需求，同时接种数种疫苗，以免频繁扑捉，反复应激。
（五）谨慎使用自家苗。使用干扰素控制无效，或已经使用过变异株弱毒活疫苗的猪群，再次发生疫情时，应放弃治疗，予以淘汰。当处于商品猪价格走高时期，若尝试使用自家苗控制，应严格控制在本场使用，并在价格走低时淘汰。
（六）西部地区，尤其是那些交通闭塞的边远山区，没有发生过蓝耳病疫情，也没有使用过疫苗的猪群，仍然不需免疫。如果靠近交通干线，感觉有威胁，可使用美洲株灭活疫苗免疫。
（七）中、西部地区已经发生过蓝耳病疫情猪群，应进行病原监测。当检测结果显示病原为普通株时，仍然使用普通株疫苗免疫：建议种公猪、繁殖母猪、后备母猪、月龄内仔猪使用普通株蓝耳病灭活疫苗，育肥猪实施2次免疫，月龄外的加强免疫使用普通蓝耳病弱毒活疫苗，妊娠母猪可在妊娠中期（通常在产前20-40日）免疫2次普通株蓝耳病灭活疫苗。当检测结果显示病原为变异株蓝耳病时，应考虑使用变异株疫苗。即使变异，也同样建议种公猪、繁殖母猪、后备母猪、月龄内仔猪群使用变异株灭活疫苗。同样，妊娠母猪在妊娠中期2次免疫，可有效提高乳汁中母源抗体的浓度。变异株弱毒活苗主要用于保育猪和育肥猪，种公猪、后备猪、繁殖母猪只在控制疫情时使用。
（八）东部地区未使用过变异株弱毒活疫苗的猪群，若猪群稳定，可按原免疫程序继续执行：原来使用普通株的（包括灭活疫苗和弱毒活疫苗），继续使用普通株疫苗；原来使用变异株灭活疫苗的继续使用即可，但是应坚持每半年1次蓝耳病病原抽样检测，依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免疫程序。
猪群不稳定的，应立即从发病群和繁殖母猪群抽样开展病原监测，若病原监测结果未见变异株阳性时，可接种普通株疫苗（灭活疫苗或弱毒活疫苗）。检测结果仅在发病的育肥猪群显示蓝耳病变异株阳性时，可接种自然弱毒株疫苗；若母猪群病原监测结果显示阳性，可对母猪群接种自然弱毒株疫苗，商品猪群接种人工减毒的变异株疫苗。
（九）东部地区使用过变异株弱毒活疫苗的猪群，可继续使用人工减毒的变异株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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